1980年代初，春风乍起，改革的旗帜刚刚在南方的海岸线飘扬。
彼时的中国，还没有“内卷”一词，家长们心中最大的愿望，不过是“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孩子将来别走歪路”。
这一年，全国出生率居高不下，街头巷尾，婴儿的啼哭和童谣此起彼伏。
而在祖国的东南西北五个角落，五个新生命悄然诞生——他们的成长轨迹各不相同，却终将在时代的洪流中交汇。
他们是李军伟、周婷、胡宇辉、魏丽娜、孙大志（Peter Sun）。
他们是“80后”的缩影，是那个物质匮乏但理想充沛的年代所孕育出的五种人生样貌。
1982年夏天，华北某地级市，蝉鸣如织。
李家小院里，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。
“是个男孩！”
接生婆笑着说。
李母瘫在炕上，满脸疲惫却眉眼含笑：“那就叫——李军伟吧，军民团结伟业长青的意思。”
这是个讲究寓意的年代，取名字都要带点“时代感”，最好能一听就知道是80后。
李军伟，这个名字就是典型的代表：军——强国之本，伟——伟大理想。
至于小名嘛，自然也不能落俗，叫“二饼”。
原因很简单，李母怀他那年最爱吃二十多分钱一块的糯米大黄糕，形似大饼。
于是，“二饼”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李家是单位大院里的“模范家庭”，李父是市水利局的老职工，坐办公室、敲算盘，端着个别人羡慕的“铁饭碗”；李母原是供销社的营业员，后来单位改制，她调去了纺织厂当会计，也算是“文职”一枚。
他们一家住在机关大院三号楼的东单元三楼，一梯两户，邻里之间墙薄如纸——谁家炒了韭菜，整个单元都能闻出来。
那年头没什么“隐私”可言，但人情味儿十足。
邻里见面，常常互问：“你家孩子多大啦？”
“跟二饼一拨儿的，八二年的！”
李军伟从小就是个“别人家孩子”。
不仅成绩好，性格也讨喜，属于那种小眼睛一眯就能叫来一堆糖的主儿。
左邻右舍的大妈们常夸他“脑瓜儿灵光、嘴巴甜”。
但军伟的“灵光”也有调皮的一面——他曾用弹弓把邻居家院子里的鸽子吓飞了，还振振有词：“我这是模拟打靶训练。”
小时候的李军伟，最大的愿望是“长大当科学家”，再大一点，他的愿望改成了“有个随身听”，再后来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天天盯着电视机里的《黑猫警长》发呆。
李父对儿子的教育极其认真，每晚吃完饭一定要检查作业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可不能像你爸，一辈子窝在机关里，干点没啥出息的活。
你得出人头地，哪怕考上个大学，去省城转转也成啊。”
那时候“考大学”是全家的头等大事。
李军伟从小被灌输了“只有读书，才能跳出农门”的观念，虽然他压根儿没在农村生活过一天。
李母则属于典型的“唠叨型”慈母，总在饭桌上碎碎念：“今天咱厂来了新机器，贼先进。
你爸那水利局也要改革了，说不定以后就不包分配啦……”军伟听得一头雾水，只记得“改革”两个字仿佛是某种看不见的“巨变”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1982年以后，一场改变亿万人命运的浪潮，正在缓缓酝酿中。
李家的生活还算安稳——单位每月发米票、油票，年终还能分上一两斤肉。
偶尔下班晚了，全家人还会在单位食堂来一碗五分钱的西红柿鸡蛋面，那味道，军伟一辈子都不会忘。
那个夏天的夜晚，李父坐在阳台上抽着“大前门”，看着刚满周岁的军伟在地上学走路，嘴里喃喃道：“这娃以后，应该能有出息吧。”
月光清亮，照在小院的青砖上，也照在这个普通家庭悄然展开的新篇章上。
周婷出生在1982年春天，县医院妇产科的护士长悄悄告诉她妈妈：“是个女孩。”
妈妈点点头：“只要健康就好。”
可等家里亲戚听说是女孩后，一个个的“嗯哦”里藏着明显的失落。
姥姥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想着要是男孩该多好。
不过她爸不一样。
周婷的父亲是县教育局的老教师，平时最爱说一句话：“女儿是贴心小棉袄。”
从她小时候他就像宝贝一样地带大，从来不让她多做家务，还常在同事面前炫耀：“我女儿将来要考大学、当老师，比男孩强。”
家里有一台“熊猫”黑白电视，周婷最爱看的节目是《大风车》和《动物世界》，她常对着电视里讲解的赵忠祥模仿：“这是一只正在打哈欠的狮子……”她爸听了乐得不行，拍着她脑袋说：“你呀，将来能当播音员！”
而周婷每次都捂脸大叫：“才不要，我要当公主！”
到了初中，县里第一批“初中课改实验班”开始搞小组合作学习。
周婷那年运气好，被分进一个全是学霸的小组，从此开启了“被带飞”的求学之路。
她成绩不拔尖，却稳稳当当地中规中矩，语文作文尤其出彩——她写她妈妈下班回家做饭的样子，写邻居奶奶的老年生活，甚至写她爸偷偷在沙发上睡觉还不承认的“秘密”。
老师边看边笑，说她观察入微，文笔清新。
高考那年，周婷如愿以偿考上了市里的师范大学，全家上下都骄傲得不行。
她爸甚至去学校门口影楼拍了一张“喜报留影”，照片里他戴着墨镜，拎着两袋苹果，笑得像中了彩票。
大学西年，周婷第一次离开小镇，到更大的城市见识世界。
她开始听孙燕姿、看韩剧，学会了用“QQ签名”表达情绪：“谁的青春不迷茫？”
她也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，只是那段感情像风一样，来得快去得更快。
她没有跟家里说，默默地埋在心底。
毕业后她回到县里，顺利考上了公务员——财政局的编制，稳稳当当，大家都说她“运气好”。
可没人知道，她熬了三年才考上，经历过无数个早上五点起床挤公交去补习班的日子。
她依然是那个乖巧的“好女孩”，但她知道，她的人生，不是别人安排好的“剧本”，而是她一步步走出来的舞台。
胡宇辉出生在1984年的夏天，热得连电风扇都发出呻吟。
他是家中独子，父亲在县运输公司当司机，母亲是粮油店的营业员。
那时单位分房，家里住在一排砖红色的筒子楼里，厨房是公用的，厕所也要排队。
他小时候最大的爱好就是拿着饭盒在楼道里串门，每家厨房飘出的味道他都能准确分辨：“张婶家今天炖猪蹄，李叔家放了点醋，准是在做糖醋排骨。”
胡宇辉从小就嘴馋，也会吃。
他三岁就能准确指出蛋炒饭里葱花放得多了还是盐放少了，五岁会跟着妈妈做蛋糕卷，用的是那种最早的国产电烤箱，结果把面糊烤成了焦炭砖。
他哭了整整一下午，后来还把“蛋糕失败记”画成漫画贴在门后：“提醒自己，甜的也有苦的教训。”
小学时，他是老师眼中“嘴皮子利索”的那种学生。
成绩时好时坏，数学总是让人担心，但语文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读。
他写小卖部的阿姨如何精准找钱，写爷爷年轻时送信走几十里山路，还写过一次下雪天全班一起铲雪的场景，结尾还煽情了一句：“那天，雪是冷的，心是暖的。”
老师红着眼圈当着全班读完，语文成绩也从此一路开挂。
到了初中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“世界那么大”的概念。
那年学校来了位“支教大学生”，讲英语像唱歌，还带来了一张世界地图。
他盯着地图发呆，首到支教老师拍拍他说：“想去哪儿？”
他脱口而出：“意大利，披萨。”
全班大笑。
高考没能考上重点大学，他去了南方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学“国际经济与贸易”。
刚到学校就被室友笑话“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像港片里混混说话”，他也不恼，反而跟大家混得最快，成了班里的“老大哥”。
他兼职做过便利店店员、当过英语角主持人，还偷偷自学了法语，原因很简单——他喜欢上了一位法语系的女生。
虽然表白失败，但他没放弃语言学习，反而立志：“将来要做外贸，跟全世界谈生意，吃全世界的饭。”
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德国家电公司的中国分部，从最底层的销售做起。
他早出晚归、业务娴熟，客户都说他“比德国人还严谨”。
他终于吃上了梦寐以求的正宗披萨，却发现，童年回忆里妈妈的手工烙饼才是永远的美味。
胡宇辉，是那个从简陋楼道里走出来的孩子，他嘴馋，但更懂生活；他外向幽默，但骨子里有一份不动声色的执拗。
他的故事，还刚刚开始。
魏丽娜出生在1985年的冬天，那年雪特别大，整个北方像铺了一层白色地毯。
她出生在一座资源型小城市，父亲是煤矿的安全科长，母亲是小学老师。
家属院里有一棵老槐树，每当春天开花，院子里就弥漫着一股奇怪的香味，魏丽娜小时候以为那是“煤花香”。
她从小就是个不省心的孩子，别人家的女孩安静如鸡，她却风风火火，不是在树上摘槐花，就是在煤堆上捉迷藏。
五岁那年，她用剪刀剪坏了母亲的真丝旗袍，只为给布娃娃做一件“婚纱”；八岁时，为了“让爸爸别再下矿井”，她在作文里写了篇“爸爸的危险职业”，居然被全校表扬，还贴上了宣传栏。
她妈捶胸顿足：“你倒是有良心，但能不能别让全矿都知道咱家那点事？”
魏丽娜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倔强和不服气。
上小学时，她是那种“老师最头疼、家长最怕、同学最羡慕”的人物。
她会抢答问题，也会带头起哄；会当班长，也会偷偷改黑板报的标题。
最经典的一次，是她在学校的“梦想演讲”中，说自己长大要“成为中国的比尔·盖茨”，老师让她改口，她却问：“那你想让我做谁，凤姐吗？”
初中时，魏丽娜成绩中上，叛逆情绪却明显升级，尤其是在父母吵架后。
她曾一度试图离家出走，结果坐上公交只坐到终点站——被司机叔叔送回了家。
从那以后，她开始懂得把锋芒藏起来，变得安静，但眼睛里的光却变得更深。
高考那年，煤矿改制，父亲提前下岗，母亲的学校合并，生活骤然拮据。
她咬牙考上了省城的一所理工类大学，专业是计算机，男生占了西分之三。
她最开始什么都听不懂，代码看着像外星文。
可她硬是靠死磕、查资料、请教大神，一点一点学会了编程，还在大二时做出了一个课程评分小程序，被全班疯传。
魏丽娜大学西年几乎没怎么恋爱，把所有热情都给了项目、实习和一场场技术竞赛。
她不爱穿裙子、不化妆，但从不缺追求者。
有人说她“像个男孩”，她就笑：“那你愿意跟我这个‘男孩’交往吗？”
毕业后，她如愿进入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，成为一名产品经理。
她加班、开会、熬夜、被怼，从不喊累；她不怕失败，也不怕被否定。
她在产品演示会上据理力争，被同事暗地叫“魏姐，半条命”。
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那些通宵改稿、半夜回租房的日子里，她最怀念的，是小时候母亲给她念的故事书——《安徒生童话》，还有窗外飘着槐花香的那个小院。
魏丽娜，是在尘土与钢筋中长大的野玫瑰。
她不柔弱，却比谁都敏感；她不安分，却始终清醒。
她想过逃离命运，但最后，她选择击穿它。
孙大志出生在1983年，是五个主人公中最早降临人世的。
他的家庭算得上“书香之家”，父亲是高中语文老师，母亲在图书馆工作。
他的家就像个被书围起来的小堡垒，一进门就是《辞海》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《中国历代文学选》，阳光照进客厅，总能照在一摞摞摞得整整齐齐的《人民文学》和《参考消息》上。
小时候的他安静到让人担心，邻居家的孩子在院子里打闹，他却总一个人坐在藤椅上翻书。
有一次别人问他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，他眨了眨眼回答：“分类目录。”
邻居阿姨一度怀疑他是不是被“吓傻了”。
不过，孙大志的“开窍”来得很早。
小学三年级，他写了一篇《我的父亲》，句子通顺到让老师以为是抄的。
父亲看后沉默了许久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像我。”
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“文字能打动人”。
中学时期，他开始迷上英语，最开始是为了翻译《Harry Potter》，后来却成了“英语小王子”。
他用磁带听VOA，翻着字典看CNN字幕，甚至拿父亲的收音机偷听BBC，被全家笑称“孙大志，未来的联合国代表”。
然而，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98年，父亲因教学改革下岗，母亲也因图书馆合并被“内部调整”。
家里经济压力骤增，却在这时收到了一个意外的“礼物”——母亲的远方表姐从加拿大寄来一封邀请函，希望他们能移民温哥华。
移民手续办得磕磕绊绊，首到2000年，他们一家终于坐上了飞往北美的航班。
那年，孙大志17岁，站在温哥华机场时，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，眼里写满了“我要好好表现”的野心。
现实却很快给他上了一课。
在加拿大的高中里，他因为口音被笑话，因为不会打橄榄球被孤立，因为午饭吃咸鸭蛋被嘲笑“what’s that black thing”。
他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选择。
“你叫啥？”
“Sun Dazhi。”
“哦，Sounds like Sushi。”
从那以后，他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：Peter Sun。
他开始强迫自己讲英文、笑英文、甚至梦里说英文。
但他也没放弃中文，每周坚持写一封信寄回家，用毛笔抄唐诗，在晚自习偷偷翻《红楼梦》。
他像在两种语言之间行走的小偷，一边偷走流利的表达，一边偷藏内心的乡愁。
大学时期，他选择了传媒专业，开始拍纪录片，拍异乡华人，拍唐人街的老人，拍自己在两个世界之间左右摇摆的青春。
他获得过学生奖，也受过打击，有次在课堂上被教授首接批评：“你的作品缺乏立场。”
他却笑着回：“我从小就没被允许有太多立场。”
毕业后他留在了温哥华，成了一名自由媒体人，也兼职做中文辅导。
有时，他会教外国人怎么写“春”字，有时，他也会在月亮很圆的夜晚，打电话回家，听父母在电话那头聊着老家新修的马路和谁家娃娃考上了大学。
Peter Sun，在西方世界里寻找方向，也在中文里安放灵魂。
他知道，真正的成长，就是能带着乡音站上世界的舞台，也能用世界的语言讲好家乡的故事。
彼时的中国，还没有“内卷”一词，家长们心中最大的愿望，不过是“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孩子将来别走歪路”。
这一年，全国出生率居高不下，街头巷尾，婴儿的啼哭和童谣此起彼伏。
而在祖国的东南西北五个角落，五个新生命悄然诞生——他们的成长轨迹各不相同，却终将在时代的洪流中交汇。
他们是李军伟、周婷、胡宇辉、魏丽娜、孙大志（Peter Sun）。
他们是“80后”的缩影，是那个物质匮乏但理想充沛的年代所孕育出的五种人生样貌。
1982年夏天，华北某地级市，蝉鸣如织。
李家小院里，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。
“是个男孩！”
接生婆笑着说。
李母瘫在炕上，满脸疲惫却眉眼含笑：“那就叫——李军伟吧，军民团结伟业长青的意思。”
这是个讲究寓意的年代，取名字都要带点“时代感”，最好能一听就知道是80后。
李军伟，这个名字就是典型的代表：军——强国之本，伟——伟大理想。
至于小名嘛，自然也不能落俗，叫“二饼”。
原因很简单，李母怀他那年最爱吃二十多分钱一块的糯米大黄糕，形似大饼。
于是，“二饼”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李家是单位大院里的“模范家庭”，李父是市水利局的老职工，坐办公室、敲算盘，端着个别人羡慕的“铁饭碗”；李母原是供销社的营业员，后来单位改制，她调去了纺织厂当会计，也算是“文职”一枚。
他们一家住在机关大院三号楼的东单元三楼，一梯两户，邻里之间墙薄如纸——谁家炒了韭菜，整个单元都能闻出来。
那年头没什么“隐私”可言，但人情味儿十足。
邻里见面，常常互问：“你家孩子多大啦？”
“跟二饼一拨儿的，八二年的！”
李军伟从小就是个“别人家孩子”。
不仅成绩好，性格也讨喜，属于那种小眼睛一眯就能叫来一堆糖的主儿。
左邻右舍的大妈们常夸他“脑瓜儿灵光、嘴巴甜”。
但军伟的“灵光”也有调皮的一面——他曾用弹弓把邻居家院子里的鸽子吓飞了，还振振有词：“我这是模拟打靶训练。”
小时候的李军伟，最大的愿望是“长大当科学家”，再大一点，他的愿望改成了“有个随身听”，再后来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天天盯着电视机里的《黑猫警长》发呆。
李父对儿子的教育极其认真，每晚吃完饭一定要检查作业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可不能像你爸，一辈子窝在机关里，干点没啥出息的活。
你得出人头地，哪怕考上个大学，去省城转转也成啊。”
那时候“考大学”是全家的头等大事。
李军伟从小被灌输了“只有读书，才能跳出农门”的观念，虽然他压根儿没在农村生活过一天。
李母则属于典型的“唠叨型”慈母，总在饭桌上碎碎念：“今天咱厂来了新机器，贼先进。
你爸那水利局也要改革了，说不定以后就不包分配啦……”军伟听得一头雾水，只记得“改革”两个字仿佛是某种看不见的“巨变”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1982年以后，一场改变亿万人命运的浪潮，正在缓缓酝酿中。
李家的生活还算安稳——单位每月发米票、油票，年终还能分上一两斤肉。
偶尔下班晚了，全家人还会在单位食堂来一碗五分钱的西红柿鸡蛋面，那味道，军伟一辈子都不会忘。
那个夏天的夜晚，李父坐在阳台上抽着“大前门”，看着刚满周岁的军伟在地上学走路，嘴里喃喃道：“这娃以后，应该能有出息吧。”
月光清亮，照在小院的青砖上，也照在这个普通家庭悄然展开的新篇章上。
周婷出生在1982年春天，县医院妇产科的护士长悄悄告诉她妈妈：“是个女孩。”
妈妈点点头：“只要健康就好。”
可等家里亲戚听说是女孩后，一个个的“嗯哦”里藏着明显的失落。
姥姥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想着要是男孩该多好。
不过她爸不一样。
周婷的父亲是县教育局的老教师，平时最爱说一句话：“女儿是贴心小棉袄。”
从她小时候他就像宝贝一样地带大，从来不让她多做家务，还常在同事面前炫耀：“我女儿将来要考大学、当老师，比男孩强。”
家里有一台“熊猫”黑白电视，周婷最爱看的节目是《大风车》和《动物世界》，她常对着电视里讲解的赵忠祥模仿：“这是一只正在打哈欠的狮子……”她爸听了乐得不行，拍着她脑袋说：“你呀，将来能当播音员！”
而周婷每次都捂脸大叫：“才不要，我要当公主！”
到了初中，县里第一批“初中课改实验班”开始搞小组合作学习。
周婷那年运气好，被分进一个全是学霸的小组，从此开启了“被带飞”的求学之路。
她成绩不拔尖，却稳稳当当地中规中矩，语文作文尤其出彩——她写她妈妈下班回家做饭的样子，写邻居奶奶的老年生活，甚至写她爸偷偷在沙发上睡觉还不承认的“秘密”。
老师边看边笑，说她观察入微，文笔清新。
高考那年，周婷如愿以偿考上了市里的师范大学，全家上下都骄傲得不行。
她爸甚至去学校门口影楼拍了一张“喜报留影”，照片里他戴着墨镜，拎着两袋苹果，笑得像中了彩票。
大学西年，周婷第一次离开小镇，到更大的城市见识世界。
她开始听孙燕姿、看韩剧，学会了用“QQ签名”表达情绪：“谁的青春不迷茫？”
她也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，只是那段感情像风一样，来得快去得更快。
她没有跟家里说，默默地埋在心底。
毕业后她回到县里，顺利考上了公务员——财政局的编制，稳稳当当，大家都说她“运气好”。
可没人知道，她熬了三年才考上，经历过无数个早上五点起床挤公交去补习班的日子。
她依然是那个乖巧的“好女孩”，但她知道，她的人生，不是别人安排好的“剧本”，而是她一步步走出来的舞台。
胡宇辉出生在1984年的夏天，热得连电风扇都发出呻吟。
他是家中独子，父亲在县运输公司当司机，母亲是粮油店的营业员。
那时单位分房，家里住在一排砖红色的筒子楼里，厨房是公用的，厕所也要排队。
他小时候最大的爱好就是拿着饭盒在楼道里串门，每家厨房飘出的味道他都能准确分辨：“张婶家今天炖猪蹄，李叔家放了点醋，准是在做糖醋排骨。”
胡宇辉从小就嘴馋，也会吃。
他三岁就能准确指出蛋炒饭里葱花放得多了还是盐放少了，五岁会跟着妈妈做蛋糕卷，用的是那种最早的国产电烤箱，结果把面糊烤成了焦炭砖。
他哭了整整一下午，后来还把“蛋糕失败记”画成漫画贴在门后：“提醒自己，甜的也有苦的教训。”
小学时，他是老师眼中“嘴皮子利索”的那种学生。
成绩时好时坏，数学总是让人担心，但语文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读。
他写小卖部的阿姨如何精准找钱，写爷爷年轻时送信走几十里山路，还写过一次下雪天全班一起铲雪的场景，结尾还煽情了一句：“那天，雪是冷的，心是暖的。”
老师红着眼圈当着全班读完，语文成绩也从此一路开挂。
到了初中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“世界那么大”的概念。
那年学校来了位“支教大学生”，讲英语像唱歌，还带来了一张世界地图。
他盯着地图发呆，首到支教老师拍拍他说：“想去哪儿？”
他脱口而出：“意大利，披萨。”
全班大笑。
高考没能考上重点大学，他去了南方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学“国际经济与贸易”。
刚到学校就被室友笑话“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像港片里混混说话”，他也不恼，反而跟大家混得最快，成了班里的“老大哥”。
他兼职做过便利店店员、当过英语角主持人，还偷偷自学了法语，原因很简单——他喜欢上了一位法语系的女生。
虽然表白失败，但他没放弃语言学习，反而立志：“将来要做外贸，跟全世界谈生意，吃全世界的饭。”
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德国家电公司的中国分部，从最底层的销售做起。
他早出晚归、业务娴熟，客户都说他“比德国人还严谨”。
他终于吃上了梦寐以求的正宗披萨，却发现，童年回忆里妈妈的手工烙饼才是永远的美味。
胡宇辉，是那个从简陋楼道里走出来的孩子，他嘴馋，但更懂生活；他外向幽默，但骨子里有一份不动声色的执拗。
他的故事，还刚刚开始。
魏丽娜出生在1985年的冬天，那年雪特别大，整个北方像铺了一层白色地毯。
她出生在一座资源型小城市，父亲是煤矿的安全科长，母亲是小学老师。
家属院里有一棵老槐树，每当春天开花，院子里就弥漫着一股奇怪的香味，魏丽娜小时候以为那是“煤花香”。
她从小就是个不省心的孩子，别人家的女孩安静如鸡，她却风风火火，不是在树上摘槐花，就是在煤堆上捉迷藏。
五岁那年，她用剪刀剪坏了母亲的真丝旗袍，只为给布娃娃做一件“婚纱”；八岁时，为了“让爸爸别再下矿井”，她在作文里写了篇“爸爸的危险职业”，居然被全校表扬，还贴上了宣传栏。
她妈捶胸顿足：“你倒是有良心，但能不能别让全矿都知道咱家那点事？”
魏丽娜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倔强和不服气。
上小学时，她是那种“老师最头疼、家长最怕、同学最羡慕”的人物。
她会抢答问题，也会带头起哄；会当班长，也会偷偷改黑板报的标题。
最经典的一次，是她在学校的“梦想演讲”中，说自己长大要“成为中国的比尔·盖茨”，老师让她改口，她却问：“那你想让我做谁，凤姐吗？”
初中时，魏丽娜成绩中上，叛逆情绪却明显升级，尤其是在父母吵架后。
她曾一度试图离家出走，结果坐上公交只坐到终点站——被司机叔叔送回了家。
从那以后，她开始懂得把锋芒藏起来，变得安静，但眼睛里的光却变得更深。
高考那年，煤矿改制，父亲提前下岗，母亲的学校合并，生活骤然拮据。
她咬牙考上了省城的一所理工类大学，专业是计算机，男生占了西分之三。
她最开始什么都听不懂，代码看着像外星文。
可她硬是靠死磕、查资料、请教大神，一点一点学会了编程，还在大二时做出了一个课程评分小程序，被全班疯传。
魏丽娜大学西年几乎没怎么恋爱，把所有热情都给了项目、实习和一场场技术竞赛。
她不爱穿裙子、不化妆，但从不缺追求者。
有人说她“像个男孩”，她就笑：“那你愿意跟我这个‘男孩’交往吗？”
毕业后，她如愿进入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，成为一名产品经理。
她加班、开会、熬夜、被怼，从不喊累；她不怕失败，也不怕被否定。
她在产品演示会上据理力争，被同事暗地叫“魏姐，半条命”。
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那些通宵改稿、半夜回租房的日子里，她最怀念的，是小时候母亲给她念的故事书——《安徒生童话》，还有窗外飘着槐花香的那个小院。
魏丽娜，是在尘土与钢筋中长大的野玫瑰。
她不柔弱，却比谁都敏感；她不安分，却始终清醒。
她想过逃离命运，但最后，她选择击穿它。
孙大志出生在1983年，是五个主人公中最早降临人世的。
他的家庭算得上“书香之家”，父亲是高中语文老师，母亲在图书馆工作。
他的家就像个被书围起来的小堡垒，一进门就是《辞海》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《中国历代文学选》，阳光照进客厅，总能照在一摞摞摞得整整齐齐的《人民文学》和《参考消息》上。
小时候的他安静到让人担心，邻居家的孩子在院子里打闹，他却总一个人坐在藤椅上翻书。
有一次别人问他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，他眨了眨眼回答：“分类目录。”
邻居阿姨一度怀疑他是不是被“吓傻了”。
不过，孙大志的“开窍”来得很早。
小学三年级，他写了一篇《我的父亲》，句子通顺到让老师以为是抄的。
父亲看后沉默了许久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像我。”
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“文字能打动人”。
中学时期，他开始迷上英语，最开始是为了翻译《Harry Potter》，后来却成了“英语小王子”。
他用磁带听VOA，翻着字典看CNN字幕，甚至拿父亲的收音机偷听BBC，被全家笑称“孙大志，未来的联合国代表”。
然而，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98年，父亲因教学改革下岗，母亲也因图书馆合并被“内部调整”。
家里经济压力骤增，却在这时收到了一个意外的“礼物”——母亲的远方表姐从加拿大寄来一封邀请函，希望他们能移民温哥华。
移民手续办得磕磕绊绊，首到2000年，他们一家终于坐上了飞往北美的航班。
那年，孙大志17岁，站在温哥华机场时，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，眼里写满了“我要好好表现”的野心。
现实却很快给他上了一课。
在加拿大的高中里，他因为口音被笑话，因为不会打橄榄球被孤立，因为午饭吃咸鸭蛋被嘲笑“what’s that black thing”。
他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选择。
“你叫啥？”
“Sun Dazhi。”
“哦，Sounds like Sushi。”
从那以后，他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：Peter Sun。
他开始强迫自己讲英文、笑英文、甚至梦里说英文。
但他也没放弃中文，每周坚持写一封信寄回家，用毛笔抄唐诗，在晚自习偷偷翻《红楼梦》。
他像在两种语言之间行走的小偷，一边偷走流利的表达，一边偷藏内心的乡愁。
大学时期，他选择了传媒专业，开始拍纪录片，拍异乡华人，拍唐人街的老人，拍自己在两个世界之间左右摇摆的青春。
他获得过学生奖，也受过打击，有次在课堂上被教授首接批评：“你的作品缺乏立场。”
他却笑着回：“我从小就没被允许有太多立场。”
毕业后他留在了温哥华，成了一名自由媒体人，也兼职做中文辅导。
有时，他会教外国人怎么写“春”字，有时，他也会在月亮很圆的夜晚，打电话回家，听父母在电话那头聊着老家新修的马路和谁家娃娃考上了大学。
Peter Sun，在西方世界里寻找方向，也在中文里安放灵魂。
他知道，真正的成长，就是能带着乡音站上世界的舞台，也能用世界的语言讲好家乡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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