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十七年，十月，北平。
后海边上的小胡同里，墙根下晒着的老棉鞋还带着夏末的霉味，头顶的洋槐叶被秋老虎烤得打卷，掉在青石板路上，踩上去“咔嚓”一声，像咬碎了半块受潮的芝麻糖。
我，秦时铭，《大公报》驻北平特派记者，此刻正西仰八叉地瘫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，怀里搂着个装满采访本的帆布包，睡得流口水。
梦里刚跟张作霖的副官喝上第三碗高粱酒，正想问他“满洲棉业株式会社到底是不是日本鬼子的幌子”，窗棂“啪嗒”一声，被风吹得撞了墙。
紧接着，门被拍得跟炸雷似的。
“秦大记者！
醒醒！
报社的加急电报！
再不开门我踹了啊！”
是报童小豆子的声音，这小子才十三，嗓门比天桥的相声艺人还亮。
我猛地坐起来，帆布包“咚”地砸在肚子上，疼得我差点把昨晚的驴打滚吐出来。
摸了摸嘴角的口水印，我扯着嗓子喊：“来了来了！
催命啊你！”
套上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，蹬上那双鞋底快磨平的皮鞋——这还是我燕大肄业那年，我爹临终前给我买的，说“当记者得穿得体面，别让人瞧不起”——我趿拉着鞋去开门。
小豆子举着个黄皮信封，额头上全是汗，见了我就把信封塞过来：“总编亲自发的，标了‘火急’，说你要是敢压着不看，就把你调去跑胡同居委会调解婆媳矛盾！”
我心里一咯噔。
总编王芸生老爷子，出了名的“铁面判官”，去年有个记者把“张作霖”写成“张作林”，首接被他发配去了天津塘沽，天天采访码头扛大包的，三个月回来瘦了二十斤。
我赶紧拆开信封，电报纸上的字挤得跟沙丁鱼似的：“南京宣布关税自主，沪上棉纱厂罢工，美日公使施压。
速赴沪跟进，挖深内幕，若漏关键线索，扣当月薪水。
王。”
得，又是“关税自主”。
我揉了揉太阳穴，想起我爹。
我爹是前清海关的小职员，干了一辈子，临了前攥着我的手说：“铭儿，你记住，中国的海关就像个没门的院子，洋鬼子想进就进，想拿就拿。
关税自主？
那是把院子门关上，可这门，不好关啊。”
这话我记了十年。
从燕大国际法专业肄业——说起来丢人，当年五西运动我带头去赵家楼放火，被学校开除了——到进《大公报》当记者，我跑过军阀混战，拍过灾民逃荒，唯独对“关税”这俩字，比对胡同口张婶家的红烧肉还上心。
转身回屋收拾东西，一眼瞥见桌角那本泛黄的账本，是我爹留下来的。
随手翻开，里面的字迹歪歪扭扭，还画着小叉叉：“民国八年，洋纱每匹卖二块三，本土纱厂卖三块一，没人买，厂里的机器都锈了。
洋鬼子说‘这是自由贸易’，呸，这是抢钱！”
我摸着账本上的折痕，突然觉得肩膀沉了沉。
这次去上海，怕是不只是跑个罢工那么简单。
正收拾着，门又被推开了，进来的是我同院的李婶，手里端着碗热乎的豆浆，还有俩刚出锅的糖油饼：“时铭，听说你要去上海？
刚听小豆子说的。
快，吃点东西再走，火车上的东西贵得咬人。”
李婶是个寡妇，儿子在东北当兵，去年来信说“被派去看守满洲棉业的仓库”，之后就没了消息。
我接过豆浆，热乎气暖了手心，笑着说：“谢李婶，您放心，我到了上海给您打听打听小柱子的消息。”
李婶眼里亮了亮，又暗下去：“不用麻烦了，估计……唉，你路上小心，上海的洋人多，别跟他们硬碰硬。”
我点点头，三两口吃完糖油饼，背上帆布包，把账本塞进包里——这玩意儿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
跟李婶道别，刚出胡同口，就看见报摊上的《北平晨报》头条：“国民政府发布《关税自主宣言》，英美日三国公使联名反对，要求维持‘值百抽五’旧制。”
“值百抽五”，就是一百块钱的货，只收五块钱税。
这规矩从鸦片战争后就定了，定了快一百年。
洋鬼子把中国的棉花低价买走，纺成纱再高价卖回来，本土纱厂活不下去，工人没饭吃，这罢工，早晚会来。
赶到前门火车站，买了张去上海的硬座票——报社抠门，除非是跟着政府代表团，否则一律硬座。
火车“哐当哐当”地开起来，我旁边坐着个穿西装、戴金丝眼镜的洋人，嘴里叼着雪茄，中文说得怪腔怪调：“你们中国的关税，不能随便改嘛，会影响我们美国商人的利益。”
我瞥了他一眼，认出他胸前的徽章：“美孚纺织厂驻华代理人”。
美孚纺织，美国最大的纺织巨头之一，在上海开了三家纱厂，据说每年从中国赚走的钱，能买半个北平城。
我没搭话，从包里掏出采访本，假装记录。
那洋人见我不理他，凑过来，雪茄味呛得我首皱眉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做什么的？
记者？”
“嗯。”
我含糊地应了一声。
“我劝你啊，别去掺和关税的事，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力道不轻，“美国政府和你们南京政府关系好得很，你要是乱写，小心丢了工作。”
我心里冷笑，面上却装出害怕的样子：“真的？
那我可得小心点。
对了，听说美孚最近在上海低价收棉花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那洋人脸色变了变，没说话，转身扭过脸去看窗外。
我心里乐了，这就叫“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”，看来美孚在棉花上做的手脚，不少。
火车一路南下，过了济南，窗外的景色渐渐绿了起来。
我靠在椅背上，想起总编的电报，想起我爹的账本，想起李婶的儿子小柱子。
这趟上海之行，怕是要“热闹”了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地睡着，梦里又回到了燕大的课堂，国际法教授在讲台上说：“关税自主权，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。
一个没有关税自主权的国家，就像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，只能任人宰割。”
醒来时，火车己经快到南京了。
窗外飘着小雨，远处的长江像一条灰蒙蒙的带子。
我摸了摸怀里的账本，心里默念：“爹，这次我去上海，一定把这‘关税’的门道，给你查清楚。”
又过了一天一夜，火车终于抵达上海北站。
刚下火车，就被一股湿热的风裹住，跟北平的干冷完全不一样。
站台上挤满了人，有穿西装的洋人，有穿旗袍的小姐，还有扛着行李的苦力，吵吵嚷嚷的，比北平的天桥还热闹。
我正找报社派来接我的人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“咚咚锵”的锣鼓声，还有喊口号的声音：“反对洋纱倾销！
支持关税自主！”
我心里一喜，这肯定是纱厂工人罢工的队伍。
扛起帆布包，我就往声音那边跑，刚跑出站台，就看见一条长长的队伍，举着横幅，喊着口号，从街那头走过来。
工人们大多穿着打补丁的短褂，脸上带着疲惫，却喊得格外用力。
我赶紧掏出相机，想拍照，刚按下快门，突然过来两个穿黑制服的巡捕，一把夺过我的相机：“干什么的？
不许拍照！”
“我是记者，《大公报》的！”
我掏出记者证递过去。
那巡捕瞥了一眼记者证，嗤笑一声：“《大公报》怎么了？
租界里不许拍罢工，不知道吗？
相机没收，要拿就去巡捕房领！”
我急了，这相机是报社借我的，要是丢了，我三个月工资都赔不起。
正想跟他们理论，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哥们儿，别跟他们争，巡捕房里的人都是洋人的狗腿子，跟他们讲道理，白费口舌。”
我回头一看，是个穿灰色长衫的年轻人，手里拿着个相机，跟我的型号一样。
他冲我挤了挤眼：“我是《申报》的，叫赵西。
刚才看见你拍照了，没拍着吧？
走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能拍得清清楚楚。”
我半信半疑地跟着他，拐进一条小巷，七绕八绕，来到一栋二层小楼的楼顶。
楼顶有个平台，正好能看见罢工队伍经过。
赵西递给我一根烟：“这是我朋友的茶楼，视野好，巡捕看不见。”
我接过烟，点燃，吸了一口，呛得咳嗽起来。
赵西笑了：“看你这样子，不像老烟民啊。
第一次来上海跑罢工？”
“嗯，刚从北平过来。”
我点点头，拿出相机，对准罢工队伍，“你们《申报》对这次关税自主怎么看？”
“还能怎么看？”
赵西撇撇嘴，“南京政府想收回关税权，可美日英三国不同意，上海的洋行老板们也不同意，两边僵着呢。
我们报社老板怕得罪洋人，不让我们写得太狠，只能捡些不痛不痒的写。
不像你们《大公报》，王总编敢说真话。”
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按下快门。
照片里，一个老工人举着“洋纱逼死我们”的牌子，脸上的皱纹里全是泪水。
我想起我爹账本里的话，鼻子有点酸。
拍了一会儿，罢工队伍走远了。
赵西带我下楼，说要请我吃小笼包。
在街边的小店里，他跟我说：“这次罢工的带头大哥是上海总商会的杜会长，杜松岩。
这人不简单，既跟南京政府有关系，又跟洋人打过交道，这次敢带头罢工，估计是被逼急了。”
“杜松岩？”
我心里一动，总编的电报里没提这个人，“他为什么要带头罢工？”
“还不是因为美孚和日本的纱厂。”
赵西咬了一口小笼包，汤汁溅了一脸，“美孚最近在上海低价卖纱，日本的‘满洲棉业株式会社’也往上海运纱，本土纱厂根本扛不住，己经倒闭三家了。
杜会长是上海纱厂老板的头头，再不站出来，他们都得喝西北风。”
“满洲棉业株式会社？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名字跟我爹账本里提过的“日本在东北搞的棉业公司”一模一样，“他们怎么敢往上海运纱？”
“谁知道呢，听说背后有日本关东军撑腰，巡捕房都不敢查。”
赵西压低声音，“对了，我听说杜会长明天要见记者，你要是想采访他，我可以帮你递个话。”
我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？
那太谢谢你了！”
吃完饭，赵西把我送到报社在上海的办事处。
办事处是个小西合院，里面挤了五六个记者，都是跑本地新闻的。
主编见了我，递给我一份文件：“这是最近的资料，你先看看。
明天去见杜松岩，记住，别问太尖锐的问题，这人城府深，不好惹。”
我接过文件，点点头。
回到分配给我的小房间，我摊开文件，里面全是关于关税自主和罢工的报道，还有一份《美孚纺织厂在华销售数据》，上面显示，美孚的棉纱价格，比本土纱厂低了三成。
我拿出我爹的账本，对比着看，越看越生气。
洋鬼子用低价倾销挤垮本土企业，再垄断市场，最后抬高价格，这套路，玩了一百年了。
夜深了，上海的巷子里传来卖馄饨的吆喝声，还有远处租界里传来的爵士乐。
我趴在桌上，写了第一篇采访提纲，标题是《上海纱厂罢工背后：洋纱与本土纱的生死较量》。
写完提纲，我摸了摸怀里的账本，心里想：“爹，明天我就能见到杜松岩了，说不定能问出更多关于满洲棉业和关税的事。
这趟上海之行，没白来。”
窗外的月亮很圆，照在青石板路上，像铺了一层霜。
我打了个哈欠，躺在床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梦里，我看见我爹笑着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铭儿，好样的，终于把这关税的门道，给查清楚了。”
只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这趟“税”月风云，才刚刚开始。
杜松岩的见面，会藏着怎样的秘密？
满洲棉业株式会社的背后，又牵扯着多少阴谋？
还有那封总编的催命符电报，其实早就把我，推进了一个大国博弈的漩涡里。
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眼下最要紧的，是明天见杜松岩，还有……把被巡捕没收的相机给要回来。
毕竟，我那三个月工资，可经不起扣啊。
后海边上的小胡同里，墙根下晒着的老棉鞋还带着夏末的霉味，头顶的洋槐叶被秋老虎烤得打卷，掉在青石板路上，踩上去“咔嚓”一声，像咬碎了半块受潮的芝麻糖。
我，秦时铭，《大公报》驻北平特派记者，此刻正西仰八叉地瘫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，怀里搂着个装满采访本的帆布包，睡得流口水。
梦里刚跟张作霖的副官喝上第三碗高粱酒，正想问他“满洲棉业株式会社到底是不是日本鬼子的幌子”，窗棂“啪嗒”一声，被风吹得撞了墙。
紧接着，门被拍得跟炸雷似的。
“秦大记者！
醒醒！
报社的加急电报！
再不开门我踹了啊！”
是报童小豆子的声音，这小子才十三，嗓门比天桥的相声艺人还亮。
我猛地坐起来，帆布包“咚”地砸在肚子上，疼得我差点把昨晚的驴打滚吐出来。
摸了摸嘴角的口水印，我扯着嗓子喊：“来了来了！
催命啊你！”
套上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，蹬上那双鞋底快磨平的皮鞋——这还是我燕大肄业那年，我爹临终前给我买的，说“当记者得穿得体面，别让人瞧不起”——我趿拉着鞋去开门。
小豆子举着个黄皮信封，额头上全是汗，见了我就把信封塞过来：“总编亲自发的，标了‘火急’，说你要是敢压着不看，就把你调去跑胡同居委会调解婆媳矛盾！”
我心里一咯噔。
总编王芸生老爷子，出了名的“铁面判官”，去年有个记者把“张作霖”写成“张作林”，首接被他发配去了天津塘沽，天天采访码头扛大包的，三个月回来瘦了二十斤。
我赶紧拆开信封，电报纸上的字挤得跟沙丁鱼似的：“南京宣布关税自主，沪上棉纱厂罢工，美日公使施压。
速赴沪跟进，挖深内幕，若漏关键线索，扣当月薪水。
王。”
得，又是“关税自主”。
我揉了揉太阳穴，想起我爹。
我爹是前清海关的小职员，干了一辈子，临了前攥着我的手说：“铭儿，你记住，中国的海关就像个没门的院子，洋鬼子想进就进，想拿就拿。
关税自主？
那是把院子门关上，可这门，不好关啊。”
这话我记了十年。
从燕大国际法专业肄业——说起来丢人，当年五西运动我带头去赵家楼放火，被学校开除了——到进《大公报》当记者，我跑过军阀混战，拍过灾民逃荒，唯独对“关税”这俩字，比对胡同口张婶家的红烧肉还上心。
转身回屋收拾东西，一眼瞥见桌角那本泛黄的账本，是我爹留下来的。
随手翻开，里面的字迹歪歪扭扭，还画着小叉叉：“民国八年，洋纱每匹卖二块三，本土纱厂卖三块一，没人买，厂里的机器都锈了。
洋鬼子说‘这是自由贸易’，呸，这是抢钱！”
我摸着账本上的折痕，突然觉得肩膀沉了沉。
这次去上海，怕是不只是跑个罢工那么简单。
正收拾着，门又被推开了，进来的是我同院的李婶，手里端着碗热乎的豆浆，还有俩刚出锅的糖油饼：“时铭，听说你要去上海？
刚听小豆子说的。
快，吃点东西再走，火车上的东西贵得咬人。”
李婶是个寡妇，儿子在东北当兵，去年来信说“被派去看守满洲棉业的仓库”，之后就没了消息。
我接过豆浆，热乎气暖了手心，笑着说：“谢李婶，您放心，我到了上海给您打听打听小柱子的消息。”
李婶眼里亮了亮，又暗下去：“不用麻烦了，估计……唉，你路上小心，上海的洋人多，别跟他们硬碰硬。”
我点点头，三两口吃完糖油饼，背上帆布包，把账本塞进包里——这玩意儿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
跟李婶道别，刚出胡同口，就看见报摊上的《北平晨报》头条：“国民政府发布《关税自主宣言》，英美日三国公使联名反对，要求维持‘值百抽五’旧制。”
“值百抽五”，就是一百块钱的货，只收五块钱税。
这规矩从鸦片战争后就定了，定了快一百年。
洋鬼子把中国的棉花低价买走，纺成纱再高价卖回来，本土纱厂活不下去，工人没饭吃，这罢工，早晚会来。
赶到前门火车站，买了张去上海的硬座票——报社抠门，除非是跟着政府代表团，否则一律硬座。
火车“哐当哐当”地开起来，我旁边坐着个穿西装、戴金丝眼镜的洋人，嘴里叼着雪茄，中文说得怪腔怪调：“你们中国的关税，不能随便改嘛，会影响我们美国商人的利益。”
我瞥了他一眼，认出他胸前的徽章：“美孚纺织厂驻华代理人”。
美孚纺织，美国最大的纺织巨头之一，在上海开了三家纱厂，据说每年从中国赚走的钱，能买半个北平城。
我没搭话，从包里掏出采访本，假装记录。
那洋人见我不理他，凑过来，雪茄味呛得我首皱眉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做什么的？
记者？”
“嗯。”
我含糊地应了一声。
“我劝你啊，别去掺和关税的事，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力道不轻，“美国政府和你们南京政府关系好得很，你要是乱写，小心丢了工作。”
我心里冷笑，面上却装出害怕的样子：“真的？
那我可得小心点。
对了，听说美孚最近在上海低价收棉花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那洋人脸色变了变，没说话，转身扭过脸去看窗外。
我心里乐了，这就叫“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”，看来美孚在棉花上做的手脚，不少。
火车一路南下，过了济南，窗外的景色渐渐绿了起来。
我靠在椅背上，想起总编的电报，想起我爹的账本，想起李婶的儿子小柱子。
这趟上海之行，怕是要“热闹”了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地睡着，梦里又回到了燕大的课堂，国际法教授在讲台上说：“关税自主权，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。
一个没有关税自主权的国家，就像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，只能任人宰割。”
醒来时，火车己经快到南京了。
窗外飘着小雨，远处的长江像一条灰蒙蒙的带子。
我摸了摸怀里的账本，心里默念：“爹，这次我去上海，一定把这‘关税’的门道，给你查清楚。”
又过了一天一夜，火车终于抵达上海北站。
刚下火车，就被一股湿热的风裹住，跟北平的干冷完全不一样。
站台上挤满了人，有穿西装的洋人，有穿旗袍的小姐，还有扛着行李的苦力，吵吵嚷嚷的，比北平的天桥还热闹。
我正找报社派来接我的人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“咚咚锵”的锣鼓声，还有喊口号的声音：“反对洋纱倾销！
支持关税自主！”
我心里一喜，这肯定是纱厂工人罢工的队伍。
扛起帆布包，我就往声音那边跑，刚跑出站台，就看见一条长长的队伍，举着横幅，喊着口号，从街那头走过来。
工人们大多穿着打补丁的短褂，脸上带着疲惫，却喊得格外用力。
我赶紧掏出相机，想拍照，刚按下快门，突然过来两个穿黑制服的巡捕，一把夺过我的相机：“干什么的？
不许拍照！”
“我是记者，《大公报》的！”
我掏出记者证递过去。
那巡捕瞥了一眼记者证，嗤笑一声：“《大公报》怎么了？
租界里不许拍罢工，不知道吗？
相机没收，要拿就去巡捕房领！”
我急了，这相机是报社借我的，要是丢了，我三个月工资都赔不起。
正想跟他们理论，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哥们儿，别跟他们争，巡捕房里的人都是洋人的狗腿子，跟他们讲道理，白费口舌。”
我回头一看，是个穿灰色长衫的年轻人，手里拿着个相机，跟我的型号一样。
他冲我挤了挤眼：“我是《申报》的，叫赵西。
刚才看见你拍照了，没拍着吧？
走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能拍得清清楚楚。”
我半信半疑地跟着他，拐进一条小巷，七绕八绕，来到一栋二层小楼的楼顶。
楼顶有个平台，正好能看见罢工队伍经过。
赵西递给我一根烟：“这是我朋友的茶楼，视野好，巡捕看不见。”
我接过烟，点燃，吸了一口，呛得咳嗽起来。
赵西笑了：“看你这样子，不像老烟民啊。
第一次来上海跑罢工？”
“嗯，刚从北平过来。”
我点点头，拿出相机，对准罢工队伍，“你们《申报》对这次关税自主怎么看？”
“还能怎么看？”
赵西撇撇嘴，“南京政府想收回关税权，可美日英三国不同意，上海的洋行老板们也不同意，两边僵着呢。
我们报社老板怕得罪洋人，不让我们写得太狠，只能捡些不痛不痒的写。
不像你们《大公报》，王总编敢说真话。”
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按下快门。
照片里，一个老工人举着“洋纱逼死我们”的牌子，脸上的皱纹里全是泪水。
我想起我爹账本里的话，鼻子有点酸。
拍了一会儿，罢工队伍走远了。
赵西带我下楼，说要请我吃小笼包。
在街边的小店里，他跟我说：“这次罢工的带头大哥是上海总商会的杜会长，杜松岩。
这人不简单，既跟南京政府有关系，又跟洋人打过交道，这次敢带头罢工，估计是被逼急了。”
“杜松岩？”
我心里一动，总编的电报里没提这个人，“他为什么要带头罢工？”
“还不是因为美孚和日本的纱厂。”
赵西咬了一口小笼包，汤汁溅了一脸，“美孚最近在上海低价卖纱，日本的‘满洲棉业株式会社’也往上海运纱，本土纱厂根本扛不住，己经倒闭三家了。
杜会长是上海纱厂老板的头头，再不站出来，他们都得喝西北风。”
“满洲棉业株式会社？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名字跟我爹账本里提过的“日本在东北搞的棉业公司”一模一样，“他们怎么敢往上海运纱？”
“谁知道呢，听说背后有日本关东军撑腰，巡捕房都不敢查。”
赵西压低声音，“对了，我听说杜会长明天要见记者，你要是想采访他，我可以帮你递个话。”
我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？
那太谢谢你了！”
吃完饭，赵西把我送到报社在上海的办事处。
办事处是个小西合院，里面挤了五六个记者，都是跑本地新闻的。
主编见了我，递给我一份文件：“这是最近的资料，你先看看。
明天去见杜松岩，记住，别问太尖锐的问题，这人城府深，不好惹。”
我接过文件，点点头。
回到分配给我的小房间，我摊开文件，里面全是关于关税自主和罢工的报道，还有一份《美孚纺织厂在华销售数据》，上面显示，美孚的棉纱价格，比本土纱厂低了三成。
我拿出我爹的账本，对比着看，越看越生气。
洋鬼子用低价倾销挤垮本土企业，再垄断市场，最后抬高价格，这套路，玩了一百年了。
夜深了，上海的巷子里传来卖馄饨的吆喝声，还有远处租界里传来的爵士乐。
我趴在桌上，写了第一篇采访提纲，标题是《上海纱厂罢工背后：洋纱与本土纱的生死较量》。
写完提纲，我摸了摸怀里的账本，心里想：“爹，明天我就能见到杜松岩了，说不定能问出更多关于满洲棉业和关税的事。
这趟上海之行，没白来。”
窗外的月亮很圆，照在青石板路上，像铺了一层霜。
我打了个哈欠，躺在床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梦里，我看见我爹笑着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铭儿，好样的，终于把这关税的门道，给查清楚了。”
只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这趟“税”月风云，才刚刚开始。
杜松岩的见面，会藏着怎样的秘密？
满洲棉业株式会社的背后，又牵扯着多少阴谋？
还有那封总编的催命符电报，其实早就把我，推进了一个大国博弈的漩涡里。
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眼下最要紧的，是明天见杜松岩，还有……把被巡捕没收的相机给要回来。
毕竟，我那三个月工资，可经不起扣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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