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来北往的人潮，拖着各式各样的行李箱，行色匆匆。
空气中混合着各种方言、普通话以及广播里标准的女声，形成一片嘈杂而充满活力的交响乐。
这和她熟悉的、只有风声、水声和鸟鸣声的大理截然不同。
何兰紧紧地抱着怀里的二胡，仿佛那是她在这陌生世界里唯一的依靠。
她有些茫然地站在出站口，看着眼前钢铁与玻璃构成的城市森林，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渺小和无措。
她按照事先在网上查好的地址，要去一个位于老城区的青年旅社。
她试图向一位工作人员问路，但她那带着浓重白族口音的普通话，让对方连猜带蒙了半天，才大概明白了她的意思。
对方用极快的语速指了一个方向，何兰还没来得及消化，那人就己经消失在人海里。
第一次乘坐地铁，更是让她手忙脚乱。
复杂的线路图、拥挤的车厢、人们脸上冷漠而疲惫的表情，都让她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。
她小心翼翼地护着二胡，生怕被挤到、碰到。
车厢里，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孩瞥了一眼她用扎染布包裹的“行李”，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好奇与疏离。
何兰下意识地将二胡抱得更紧了。
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家青年旅社，是一个隐藏在弄堂深处的小阁楼。
房间很小，摆着西张上下铺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味。
同住的三个女孩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她们的交流方式、谈论的话题——最新的网剧、网红打卡点、哪个明星的八卦——对何兰来说，都像是另一个次元的故事。
她默默地把行李放在自己的床位下，将二胡轻轻地靠在墙角，然后坐在床边，听着窗外弄堂里传来的吴侬软语和远处隐约的汽车鸣笛声，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席卷而来。
这不是洱海边的风，也不是苍山顶的云。
这里没有她熟悉的任何东西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何兰开始尝试寻找机会。
她去了著名的上海音乐学院，想看看有没有旁听或者进修的可能。
然而，高高的围墙和森严的门卫，让她连大门都进不去。
门口贴着的海报上，是各种她看不懂的音乐会和大师班，上面的名字，不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，就是履历金光闪闪的教授。
她鼓起勇气，在一个看起来像是学生的男孩面前，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问：“你好，请问……这里招不招……就是，拉民族乐器的学生？”
男孩打量了她一番，目光落在她背后的二胡上，笑了笑说：“正式招生早就结束了，而且要求很高的，文化课、专业课都得考。
你要是想进修，也得有推荐信或者拿过大奖。
你……是哪儿来的？”
“我从云南大理来。”
“哦，大理。
好地方。”
男孩礼貌地点点头，便匆匆走开了，留下何兰一个人在原地，心情复杂。
她又去了几家琴行和音乐工作室，希望能找到一份教琴的***，或者加入某个乐队。
但结果都一样。
有的老板一听她是拉二胡的，就首接摆手，说现在学这个的少了，更流行的是吉他、钢琴。
有的则让她当场拉一段。
何兰深吸一口气，拉起了她最熟悉的《赛马》。
琴声奔放激昂，充满了力量。
然而，老板听完后，只是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：“技术还行，但太‘土’了，不适合我们这里的风格。
我们要的是能跟流行、摇滚结合的。”
“土？”
这个字像一根针，刺痛了何兰的心。
那是她引以为傲的、来自家乡的声音，是流淌在她血液里的旋律，到了这里，却只得到一个“土”字的评价。
一连串的碰壁，让她带来的积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。
上海高昂的物价，让她连吃一碗正经的面都得思量再三。
更让她备受打击的，是精神上的隔阂。
她发现，自己的音乐，在这里似乎找不到听众。
一天晚上，她因为思念家乡，在旅社的公共区域，忍不住拿出二胡，轻轻地拉了一曲白族的小调。
那旋律哀婉而悠扬，是她在洱海边最常拉的曲子。
一个正在敷面膜的室友不耐烦地摘下耳机，皱着眉说：“哎，我说，你能别拉这个了吗？
听着跟哭丧似的，大晚上的怪吓人的。”
何兰的弓弦戛然而止。
她看着室友脸上嫌弃的表情，又看了看其他室友投来的异样目光，脸颊瞬间涨得通红。
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默默地收起二胡，逃也似地回到了自己的床位，用被子蒙住了头。
被子下面，是一片黑暗而窒息的空间。
眼泪无声地滑落，浸湿了枕头。
她想起了祖母的话：“不要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。”
可是，当她的“来处”在这里被如此***裸地嫌弃时，她该怎么办？
难道她真的错了吗？
那个关于大舞台的梦想，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？
就在何夕兰的信心即将被彻底摧毁的时候，一次偶然的相遇，为她灰暗的世界撕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。
那天，她口袋里只剩下最后几十块钱，连明天的房费都付不起了。
走投无路之下，她想到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——街头卖艺。
她选了人流量巨大的南京路步行街的一个角落，铺开包裹二胡的扎染布，放上一个空空的琴盒，便开始拉琴。
她拉的是《江河水》，一曲悲怆至极的经典名曲。
凄凉的琴声在繁华喧闹的商业街上显得格格不入，却又有一种奇异的穿透力，仿佛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呐喊。
行人大多行色匆匆，偶尔有人投来一瞥，但很少有人驻足。
琴盒里，依旧空空如也。
就在她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在她面前响起：“你……这首《江河水》，拉得真有味道。”
何兰抬起头，看到一个穿着白T恤、牛仔裤，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。
他大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气质干净，眼神里带着真诚的欣赏。
“谢谢。”
何兰有些局促地停下演奏。
“你是专业的吗？
哪个音乐学院的？”
男人好奇地问。
何兰摇摇头：“我……我从云南来的。”
“云南？”
男人眼睛一亮，“难怪，你的琴声里有一种很质朴的生命力，跟学院派那种精准但匠气的感觉完全不同。”
他顿了顿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张昊，在附近一个录音棚做音效师，也自己写点曲子。”
张昊。
这是何兰来上海后，第一个对她的音乐给予正面肯定的人。
“我叫何兰。”
她轻声回答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意。
张昊看着她面前空空的琴盒，又看了看她略显窘迫的神情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他没有首接给钱，而是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面包和一瓶水，递给她。
“还没吃饭吧？
先垫垫肚子。”
他笑得温和，“你别误会，我不是可怜你。
我是觉得，这么好的音乐，不应该在街头被埋没。
或许……我可以帮你？”
“帮我？”
何兰愣住了。
“嗯，”张昊点点头，眼神认真，“我认识一些玩独立音乐的朋友，还有一个对民族音乐很有研究的前辈。
你的风格很特别，或许他会感兴趣。
你愿不愿意，去试一试？”
看着张昊真诚的眼睛，何夕兰犹豫了。
连日的挫败让她充满了不安全感，但对方的善意又像一束光，照进了她即将熄灭的内心。
她想起了离家时，在村口看到的那一缕晨光。
也许，这就是她的晨光。
她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声音虽然还有些颤抖，但己经带上了一丝新的希望：“我……我愿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