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，那似乎是另一个世界，一个充满知识光芒和无限可能的地方。
她曾在笔记本的扉页，用娟秀的字迹抄下舒婷《致橡树》里的句子：“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”
她喜欢这诗句里蕴含的独立与并肩的姿态，觉得美极了。
只是，“树的形象”具体意味着什么？
她未曾深究，只觉得能那样“站着”，就很了不起。
她常常会托着腮想：“要是能考上大学就好了。”
但这个念头像清晨的薄雾，阳光一晒就散了，她并未为此付出破釜沉舟的努力。
更多时候，她觉得像母亲王秀英那样，在棉纺厂厂办找一份清闲体面的工作，喝茶、看报、整理文件，或者，如果能顶替父亲的名额，进技术科画图，或者去宣传科写写稿子，那也是非常好的出路。
省城第一棉纺厂是省里的利税大户，效益好，福利高，端的是响当当的“铁饭碗”。
这似乎是父母为她铺就的、看得见摸得着的坦途。
她甚至能想象自己穿着母亲那身合体的“列宁装”，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，窗外是厂区熟悉的风景，日子安稳而舒适。
偶尔，在收音机里听到邓丽君那婉转甜美的歌声《甜蜜蜜》时，或者在周末偷偷溜进电影院看了《庐山恋》，被银幕上郭凯敏那俊朗的笑容和张瑜大胆的“一吻”羞得满脸通红时，她的心底也会像被羽毛轻轻拂过，漾起一丝对遥远未来的遐想：将来，她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会像郭凯敏那样温文尔雅，还是像《追捕》里的高仓健那样冷峻刚毅？
最重要的是，他得尊重她，爱她，像父亲宠她那样，把她捧在手心里呵护着。
至于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？
那仿佛是尘封在历史课本里关于“封建社会”的陈旧描述，或者是奶奶偶尔讲古时提到的遥远往事，与她这个沐浴在新时代阳光下的青年，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，毫不相干。
————傍晚时分，沈知春踏着夕阳的余晖回到家属院。
筒子楼的走廊里，饭菜的香气更加浓郁，家家户户锅铲碰撞，交织成温馨的生活交响曲。
推开家门，父亲沈建国还没回来，车间主任总有忙不完的事；母亲王秀英正在狭小的厨房里炒菜，滋滋的油爆声和油烟味弥漫开来。
“妈，我回来了！”
沈知春放下书包。
“哎，春儿回来了？
洗洗手，饭快好了。”
王秀英的声音从厨房传出，带着惯常的温柔，“桌上有洗好的桃子，你爸托人从郊区果园捎来的，新鲜着呢。”
沈知春拿起一个粉嘟嘟的水蜜桃，咬一口，汁水丰盈，甜到心里。
她打开电视，屏幕上正播放着《新闻联播》，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报道着国家大事。
她调到省台，看起一部老电影，惬意地靠在椅子上。
晚饭时，沈建国回来了，带着一身淡淡的机油味和车间里特有的权威感。
饭桌上摆着三菜一汤：青椒炒肉丝、西红柿炒鸡蛋、凉拌黄瓜和冬瓜排骨汤。
最好的肉丝自然堆在沈知春碗里。
“春儿，多吃点肉，学习费脑子。”
沈建国说着，又夹了一大筷子给她。
“谢谢爸。”
沈知春甜甜一笑。
王秀英则细心地给丈夫盛汤。
饭桌上，沈建国照例会问问女儿学校的事，沈知春挑些轻松有趣的说，比如张莉莉的趣事，或者看了什么电影。
沈建国听着，偶尔点点头，评论两句“学生就该以学习为主”、“看电影也要看有教育意义的”。
当沈知春提到班里有个女生想报考外地大学时，沈建国眉头不易察觉地微蹙了一下，随即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：“女孩子家，跑那么远做什么？
人生地不熟的。
咱们省城也有好大学，离家近，方便照应。”
沈知春张了张嘴，那句“可是她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”终究没说出来，只化作碗里一粒被戳来戳去的米饭。
父亲的话，总像一道无形的墙，轻易地圈定了她“合理”的范围。
晚饭后，沈知春回到自己的小房间。
这是筒子楼里难得的奢侈。
房间不大，但整洁温馨。
单人床上铺着碎花床单，靠窗的小书桌摆着她的课本、几本小说，还有那本藏着《致橡树》的笔记本。
一个不大的书架上面除了课本，还有几本《读者》和偷偷藏的过期《大众电影》。
墙上贴着几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明星画报。
她摊开作业本，心思却有些飘忽。
白天抄的那句“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”在脑海中浮现。
她拿起笔，在纸上无意识地描画着一棵树。
什么是“树的形象”？
像父亲那样顶天立地？
她摇摇头。
那是一种……不依附、不攀援、自己就能站得很首很稳的感觉吧？
她似懂非懂。
窗外传来邻居小孩追逐打闹的笑声，还有远处厂区隐约传来的机器嗡鸣，那是她生活了十八年、无比熟悉的背景音。
她放下笔，走到窗边。
暮色西合，家属院的灯火次第亮起，像地上的星子。
每一盏灯下，似乎都有一个相似的家庭：父亲是支柱，母亲操持家务，孩子按部就班地长大、工作、成家。
这时候的沈知春仍然满足于蜜罐的甜，依赖着笼中的安稳，从未想过这温暖舒适的笼子，本身就是一道坚固的栅栏。
更未曾预料到，一场猝不及防的风暴，即将彻底掀翻这看似永恒的蜜罐，让她不得不面对那片她从未真正了解的天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