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川记：从尘埃到星河

1998年的夏天，南方小城长川镇被黏腻的湿热裹着，国营长川纺织厂的铁皮厂房上，锈迹在日光里泛着暗黄。

林川蹲在厂门口的老槐树下，手里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玉米饼，耳朵却盯着厂区里的动静——那声每天准时响起的汽笛，今天迟迟没响。

他刚满十八岁，个子己经蹿到一米八，肩膀却还没完全舒展开，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贴在背上，浸出一圈汗渍。

昨天晚上，父亲林建国在饭桌上灌了半瓶劣质白酒，红着眼说“厂里要裁人了”，母亲周秀兰没说话，只是把盘子里的鸡蛋夹给了林川，自己扒着白米饭。

“川子，又来等你爸？”

卖冰棍的王婶推着自行车经过，车后座的泡沫箱上盖着厚棉被，“别等了，刚才听传达室老张说，今天开职工大会，怕是要宣布破产了。”

林川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玉米饼在手里攥得发潮。

他抬头望了望纺织厂的烟囱，以前这时候，烟囱该冒着淡灰色的烟，现在却光秃秃的，像根被遗弃的铁管。

厂区门口渐渐聚了些人，都是穿着和林建国一样蓝色工装的工人，有人低声骂着，有人蹲在地上抽烟，烟蒂扔了一地。

没过多久，厂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一群人簇拥着厂长走出来，后面跟着垂头丧气的林建国。

林川赶紧迎上去，“爸，怎么样？”

林建国没看他，只是摇了摇头，喉结动了动，半天憋出一句：“散了，都散了。”

他的工装口袋里揣着一张折叠的纸，是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，边角被攥得发皱。

回家的路走得格外沉。

长川镇不大，一条主街贯穿东西，纺织厂是镇上的支柱，现在厂子倒了，街上的气氛都变了味。

周秀兰正在家门口的石墩上纳鞋垫，见父子俩回来，手里的针线顿了顿，“饭在锅里温着，我再炒个青菜。”

林川没胃口，他坐在门槛上，看着母亲低头纳鞋垫的样子。

母亲的手很巧，鞋垫上绣着小小的栀子花，镇上很多人都爱买她的鞋垫，说是“吸汗又耐穿”。

以前厂里效益好的时候，母亲不用这么辛苦，现在……他摸了摸口袋里攒了半年的零钱，那是他原本打算用来买高考复习资料的钱——他成绩不算顶尖，但努努力，说不定能考上县城的师范，可现在，这想法怕是要泡汤了。

晚饭时，林建国喝了很多酒，突然一拍桌子：“川子，明天跟我去码头扛货，咱爷俩总能养活这个家！”

周秀兰赶紧拉住他：“孩子还要高考呢，你别瞎折腾。”

“高考？”

林建国眼睛通红，“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还考什么考！

不如早点挣钱实在！”

林川放下筷子，轻声说：“爸，我不考了。”

这话一出，饭桌上瞬间安静了。

周秀兰的眼泪“啪嗒”掉在碗里，林建国也愣住了，半天没说话，只是端起酒杯，又灌了一口。

第二天一早，林川没跟父亲去码头，而是揣着兜里的零钱，去了镇上的废品站。

废品站的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大家都叫他李叔，见林川来，叼着烟问：“小伙子，来卖废品？”

“李叔，我想找份活干。”

林川挺首腰板，“我有力气，什么都能干。”

李叔上下打量他一番，指了指院子里堆积如山的废品：“分拣废品，管吃管住，一个月一百五，干不干？”

林川毫不犹豫地点头：“干！”

那天下午，林川就穿上了废品站的灰色工装，跟着其他工人一起分拣废品。

塑料瓶、旧报纸、废铁……这些别人眼里的“垃圾”，在他手里被分门别类，堆成整齐的堆。

太阳落山时，他的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，胳膊也酸得抬不起来，可拿到李叔预支的五十块钱时，他心里却踏实了——这是他第一次靠自己挣钱，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了。

晚上回到家，他把五十块钱递给母亲，周秀兰攥着钱，手都在抖：“川子，苦了你了。”

林川笑了笑：“妈，不苦。

等我挣了钱，就给你买新衣服。”

他没说手上的水泡，也没说分拣废品时闻到的刺鼻气味，只是坐在灯下，翻出以前的课本，想再看几页。

可没看一会儿，眼皮就开始打架，今天太累了，他趴在桌子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窗外，纺织厂的方向传来一声悠长的汽笛，像是在跟这个时代告别。

林川不知道，这声汽笛不仅结束了父亲的职业生涯，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——从明天起，他不再是准备高考的学生，而是要在尘埃里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微光。